从这个意义上说，82宪法的规定反不如54宪法的相关条款合理。

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日渐缺少了载体，又何以体现其最高性呢？制定的重要法律多了，自然为法治提供坚实的基础。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作用不断增强，可以设想逐步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数量，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职权逐步合一，直至由双重议员制变成单一议员制。

虽然选举法历经数次修改，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不能满足人民蓬勃发展的民主需求，我们再也不能以民众素质低等原因进行推诿改革。〔52〕有学者从立法权的角度认为，全国人大不是一个适合行使立法职能的机构，导致常委会立法权的膨胀，而常委会由于民意基础的缺失，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但在现实中却并非一成不变。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出处:《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 常委会 最高地位 民主正当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已如前述，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对常委会的可能扩权是有所警惕的，在制度上也设计了程序性规范控制方式，但整体制度上缺乏保障全国人大最高地位的体系化的设计。如前所述，常委会和大会在存在形态、存在时间、职权范围、民意基础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常委会和大会是两个机关，并不是同一立法机关。[73] Fran?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me I – 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 économica, 1997,p.8. [74]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69页。

不过，从法律程序来看，第三共和宪法正式终结则是通过法国人民1945年10月21日的公民投票。参看Jean Gicquel,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Montchrestien, 1999, p411. [22] 临时政府出台的选举法规定了普选制，即赋予所有男性选民选举权。[75]另一方面，除了大革命带来的告别过去的彻底否定性的影响之外，人们对过去旧王朝时期法院的表现总体上是失望的，因此，革命时期通过的宪法所设计的政治体制禁止法官影响政治生活和立法机关的活动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担心。[95] Guillaume Drago,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francais, PUF, 1998, P130. [96] Guillaume Drago,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francais, PUF, 1998, P130. [97] Guillaume Drago,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fran?aise, PUF, 1998, P.132. [98] 第三共和宪法是牢固地建立在国民主权基础之上的，议会被认为是表达公意的机关，其制定的法律就是国民主权的体现。

在此情形下，除非在24小时内，不信任案的动议被提出，并依本条前款的规定进行表决，否则政府所提法案即视同通过。任何团体、个人均不得行使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66]这样，在涉及到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之间分立问题的时候，宪法第61条不能再用来防止制裁议会的立法侵权。在第三共和期间，法国有一个影响颇大的宪法学家马尔伯格(Raymond Carré de Malberg) ，[56]他主张应该区别国民主权（souveraineté nationale）与人民主权（souveraineté populaire）。它们完全互相独立，但它们具备一个共同的上级——选民权力。从其本质上来看，制宪者建立宪法委员会是为了使议会对政府的肆虐得到终止。

第四，司法权应该保持独立，以期能够确保对1946年宪法序言和1789年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基本自由的尊重。参看，Frédéric Bluchel, Manuel 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UF, 2001, p.269. [30] 四月宪法草案包含有一个宪法序言，它以宣告法国人民忠于1789年人权宣言所确认的原则为开端，其具体内容为传统的自由权利和新的社会经济权利。[102]另一方面可以从宪法文本和条文的规定来找原因，从声请主体来看，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机构，其范围过于狭窄，而公民和社会组织则无权提出审查请求（相比较而言，1852年宪法却曾规定，市民可以向元老院提出审查请求），同时，宪法委员会又没有主动地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的权力。作为法兰西第一部共和宪法，它重新拟定了一个《人权宣言》[11]，在确认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对公权力的运作进行了设计，但其内容也显示了乌托邦的一面，在严峻的情势之下随即被束之高阁。

（2）法律涉及到领土的防御。事实上，法国宪政的发展就是其文化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充实的过程，新的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源源不断地注入法国文化，在改变着法兰西的同时也与其文化融为一体，法国社会的变迁不断地在宪法上形成投射，其与宪法的互动已日渐摆脱机械、笨拙并渐趋佳境。

[32] 戴高乐则对于这次公民投票的评价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89]不过，在之后不久，西耶斯的主张就得到了实现，那就是在共和VIII年所设立的护法元老院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参议院，这是一种将合宪性审查和议会职能相结合的设计。

[74]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则指出，1792年的人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同整个旧制度决裂的彻底性，他们不仅谴责它的所有罪恶，而且否认它的一切优点，他们不想保留任何东西，他们要把罪恶的旧制度消灭得一干二净，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无暇的制度，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自己建立的新国家，对作为地基的废墟承担任何旧债。制定法律的议员也要和其他的公民议员受制于同样的结果，因此，他们是不会投票通过对他们自己和其他公民的权利产生侵害的法律。1852年宪法第4章以15条的篇幅专门对参议院作出了规定：参议院有两类成员组成，一类是法定的当然成员，包括红衣主教，枢密大臣和元帅，另一类是总统（1852年12月2日之后称皇帝）任命的适合履行其, 职, 责的参议员，其所有成员的总数不超过150人（第一年为80人）。因此宣布法律违宪就是对政府的批评，而政府由拿破仑一手操纵。[39] 1958年6月3日关于宪法修改授权表决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民议会以350票赞同，1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对宪法修改程序进行修改的决定，共和议会则以256票赞同，3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样就达到了法定的议会两院的3/5多数的支持。[51]卢梭所提出来的主权具有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以及绝对性、至上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排斥代表制。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亦将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学说相结合，但是他创立了议会主权学说，他认为：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这个以南部非占领区为控制范围的特殊政治体构成了第三共和的延续。

[3] 这个演变是由第三等级通过投票作出决定的方式完成的，这意味着，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本上得到解决。因此，根本没有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实施合宪性审查的空间。

正是基于此，有学者称宪法委员会是一门对准议会的大炮[108]。这样，宪政体制被按照新的制宪理念重新进行设计，实现了戴高乐再造共和的设想，第五共和呼之欲出。

就1946年宪法文本规定来看，关于宪法委员会的组成、职权方面的内容是在其第11章宪法修改部分作出的附带性规定。但是，自从大革命以来，人民主权的思想在法国已经深入人心，而人民主权的实现要借助于议会制度的运作，而且在第三共和期间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是基本上划等号的，到了第三共和末期和第四共和时期则出现了滥用的议会制度，特别是第四共和期间政党之间的倾轧和争斗导致议会权力的恣意妄为和肆虐。这是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就自己提出的立法草案打乱正常的立法程序进行闯关，对于政府而言完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设计。第7款规定，国家经济及社会活动的目标由计划法规定。

至于宪法第49条第3款，上文中已经提到，它当然也可以被视为是议会对于政府的监督的一种可能，但是由于表决的时间和计算反对票的方式都有利于政府一方，关键是这样的操作取消了议会对政府提出的某一法案的辩论权，要求议会直接进行表决，所以监督的意味也很淡，有人将其称为是所谓的总理就某一法案抵押政府的政治责任[67]。不信任案仅就赞成票核计，并须获全体议员绝对多数始能通过。

[37] 戴高乐在演说中指出：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法国遭到七次侵略，更换过十三次政体。[16] 此次公民投票的结果是，3 568 885票赞成，8 374反对。

国籍、个人身份及行为能力、婚姻、继承及赠与。如果两个机关推荐的人选一致，那么就在两个候选人中选任。

1945年10月21日，法国举行全国普选和公民投票，[29]通过了1945年8月17日法令（Ordonnance n° 45-1836 du 17 ao?t 1945），其中附加的内容被公布并生效，即1945年11月2日的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2 nov. 1945 - Gouvernement provisoire）。最初的60名成员中的31名由西耶斯等四人任命，其余的29名由前31名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任命。[69] 李晓兵，《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结社自由案评析——法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乎？》，《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18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44] 布丹著，《国家六论卷集》，英文版，第1卷，第8章。

另外，从制宪者的最初的设计来看，即便是出于对议会权力的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合宪性审查问题，但是从1958年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主要还是程序性的和形式上的审查。巴黎的议会在逐条讨论修改1814年宪章的基础上迅速通过了新的宪章。

法国人倾向于从历史角度上看问题，这一习惯对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所起作用影响很大。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像他的叔叔一样，波拿巴同样靠政变而登上权力之巅，其后大量的政治手法和技巧几乎与拿破仑如出一辙。需要制定宪法的时期危险而艰难。